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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洁琼与中国犯罪学研究会
周 密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已经走过了14年的历程,回想起来,研究会的成立倾注了雷老不少心血。正如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所说:“没有雷老的支持,就没有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也就没有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今天。”
上个世纪80-9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各族人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发展中的中国举世瞩目。但是社会的急速变动,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犯罪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尤为突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犯罪学研究应运而生。
1982年,为研究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我国成立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犯罪学研究的开展,第一批犯罪学著作和教科书问世,一些政法院校和大学的法律系开始设置犯罪学专业课程。可以这样说,社会犯罪的严重化推动了犯罪学研究和犯罪学学科的发展,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犯罪学具有生命力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法律院系、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公、检、法、司等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呼吁成立中国犯罪学研究学术团体。
1989年,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等28个法律院校的教授、学者以及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的有关领导和研究人员共同发起,申请成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教授得知这个信息后,在自己的寓所接见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康树华教授等主要发起人。当时,雷老阅读完这份请求成立犯罪学研究会的申请以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支持,接着在申请书上批上“成立此学会很有必要”几个醒目的大字,并署名。
正是在雷老的关心、支持和推动下,当时作为大专院校社团主管部门的教育部社团管理司接收了我们的申请,并办理了同意成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相关手续,报民政部进行登记并得到民政部的批准。
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应大会的邀请,雷老亲临指导并在成立大会上做了《进一步加强犯罪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讲话。她说:“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犯罪学理论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说明犯罪学研究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我表示赞成和支持。”“近几年来,犯罪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发表和出版了质量较好的论文和著作,大大促进了犯罪学理论的发展,并为实际部门的工作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理论参考,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起了积极的作用。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已受到重视,但它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理论工作者,积极努力,认真研究,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犯罪学理论体系做出贡献。”最后她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为国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参加国际犯罪学学术交流提供了前提。我期望大家齐心协力,取得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大会一致推举雷老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出席此次成立大会的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的领导和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名专家、学者。从此,犯罪学这门学科有了专门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她的诞生给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和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雷老对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和以后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雷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年,身居国家领导地位,工作异常繁忙,但是每次开会以前,她都要亲自听取研究会主要领导关于会议准备情况、研讨内容等方面的汇报。每次研讨会开幕式上,雷老都要发贺词表示祝贺,并在贺词中对自己认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建议。每次研讨会结束以后,她亲自听取大会研讨情况的汇报,并认真阅读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论文。这对于一个年事已高、工作繁忙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她对事业的执著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我们仿效的榜样,并激励、鼓舞和调动了我国犯罪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事犯罪学研究的积极性和极大的热情。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在雷老的关心和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截止目前,研究会的会员已经达到2000多人,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雷老是我国社会学界的老前辈,她主持翻译(吴桢译)的我国社会学家、犯罪学研究的老前辈严景耀先生的著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成为我们进行犯罪学理论研究的案头必备书,该著作对我们研究犯罪学的参考价值是:(1)作者认为,犯罪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突然的和迅猛的社会变化中,一些人由于对新的社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人本身是在迅速改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适应能力的受害者。社会对社会危机很难控制,而人们总是受到社会危机的影响,个人的危机也由此而产生。大家庭制度失去了支持和控制,经济制度的更替、政府的改朝换代、内战和天灾等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组织结构,并使许多人失去了生存的手段,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2)犯罪与文化的关系深刻而密切。城市与农村由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别,其犯罪表现也完全不同。城市犯罪的严重性主要是由于城市生活的发展,而农村犯罪较少与农村社区的文化影响有关。中国的犯罪组织与中国的社会情况、时间和地点的不同相应地发生变化,它与现存的文化密切相关。犯罪技能也是文化的一部分。(3)对犯罪人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周围生活环境、犯罪类型等的研究,对我们进行犯罪人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4)这本著作中采取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当前的犯罪学研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5)对于如何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等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雷老对中国当代犯罪学的研究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再次衷心地祝愿她健康长寿,祝她生活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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